大唐一年的铸币量才三十五万贯，即便这些钱全部都用在军费上，即便按照一年两百万贯也要至少六年的总量才能抵得上一年的消耗量，现在变成接近八百万贯就是二十年的总和，不用绢布作为辅币根本就跟不上军费的消耗。<br /><br />    张九龄允许老百姓铸恶钱不只是因为一心为民，还因为市面上流通的铜钱太少了，李林甫要用河底法，收江南的税以绢布代替米也是因为军费，开元二十一年因为连日暴雨，关中的粮食产量亩产只有三斗，和大旱时是差不多的，可是账本上却是亩产接近一石，为了核对真实的亩产量，李隆基才在兴庆宫里开辟了一片庄稼地，张九龄跑到河南当开稻田使也是因为水稻受雨水过多的影响比麦子少，因为粮食问题李隆基移驾东都，才走没多久关内又大风，芒种种下的麦子倒伏一大片，后来加上秦州地震，开元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过得那叫一个“滋润”。<br /><br />    粮价因为运输问题，各个州道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根据织造工艺的问题，河南的绢要比山南的绢质量好很多，河南绢最高可以卖到七百多文一匹，山南的绢才三百多文，李林甫担当御史中丞的时候就曾经提出过，因为抓贪官抓得紧，偷一匹绢就可以入死刑了，山南一匹绢三百，河南一匹绢七百都可以治死罪，这样量刑是不均等的，由此天下之绢全部五百五十文为限制，量刑也是以此为准，胡商进货当然是想用五百五十文的价格进河南的绢了，可是中国人卖给胡商的凭票里必然会夹杂不少山南的绢，用五百五十文的价格买三百文的货谁都不肯，问题是丝绸垄断在汉人的手里，即便自己吃亏还不是只能捏着鼻子认了。<br /><br />    常平法和和籴法所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br /><br />    李隆基发给每个上州三千贯的本钱是要用这些钱去买粮食储放在常平仓里，比如洛阳一斗粟十七文，当粮食丰收时价格会低一些，一斗十文，三千贯可以买三十万斗，也就是三万石粮食，如果年年丰收，十年时间就可以买三十万石粮食，一个城市的粮食已经和一个道常平仓的储备差不多了，这样当灾荒年的时候粮食涨到二十文、三十文一斗的时候仓令就可以放粮，粮商只是散户，他们储备的粮食最多也就几百、几千斛，在面对三十万斛粮食的冲击下就只能认栽降价了。<br /><br />    和籴法面对的人群是大地主，有军队掺合进来就是强制性的买卖了，老子没钱，刀架在地主的脖子了，给还是不给吧，买粮食的钱先赊账，过后再给你，一般的地主都要给的，然后呢武官带着粮食打仗去了，他要能活着回去自然这笔账就可以到支度使哪里去报销，他说买粮食用了两万匹布，实际上他只用了一万匹布，在打了胜仗并且却是符合预算的前提下支度使就要给那个武官两万匹布，拿着这个钱武官还一部分给地主，剩下的就是他的了，拿来赏人还是留着自己用看武官的人品，他要是回不来吐蕃人就烧杀到地主家里来了，那个时候吐蕃人是一窝端，地主的命都没了谁还在意钱的事。而地方则是完全不一样了，即便是灾年跑的了和尚跑不了庙，因为赈灾朝廷强制在地主家里买粮，灾荒过了朝廷就要还债了，宽乡还好一点，狭乡财政收入少，地主玩土地兼并地方税收也少，怎么办呢就只好将官府的职田收入给地主了，这也是朝廷抓佃农来耕地强制收税的原因，山东将粮价压那么低是大量购买粮食，三千贯可以买五万石粮食，比洛阳这个宽乡多了接近一倍，借了粮食就还粮食，幽州的粮食产量很低，开春之后土里面的冰碴还没完全解冻，地是硬的，他们和山东人关系很好，再说他们和山东就隔了个渤海湾，幽州的军粮主要是由山东提供的，普通佃农六文一斗的粮食是养不了家的，不过没关系，幽州那边多得是降俘，这些奴婢被船运到山东，代替自耕农耕种，奴婢有口饭吃就行了，还打算跟自由人一样发家致富么官府的人就跟地主豪绅勾结起来了，科举考试之中山东的名门望族逐年增多，形成一个名为山东士族的阶级。<br /><br />    在初唐时期因为关陇集团的存在，山东士族是被排挤的，与之取代的是山东的武将被予以重用，如程咬金这种人乞骸骨都不允许回乡，可是山东人毕竟是孔孟之乡，门阀经过接近千年的发展到武后时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扫荡，“士族”和“庶族”已经没有过去那么明显的特征，门阀士族之所以被称为特权阶级主要有三个特征，既政治、财产和文化上的优势，因为李唐的打压，许多士族如莆田江仲勋一般考了个秀才就跑路的多不胜数，他们不愿意入朝为官，再有就是他们自视清高，不屑和刀笔书吏一同任职，科举除了选拔人才也造成了一帮新的士族，这些生源主要是关中士族，山东和江南的被排斥在外，不过没关系，不影响他们发展古文运动，随着科举入仕成为社会尊重的对象，非科举出身的官员被人所轻视，当状元成了这些昔日门阀的目标，开元二十二年的状元李琚和今年的新科状元崔曙都是山东士族出身，再往前数更多，就连大名鼎鼎的王维都是山东人。<br /><br />    ァ新ヤ81中文網 <首发、域名、请记住<br /><br />    南北朝时期清河崔氏的主体学术是儒家经学，山东高门对儒家的著作量正在逐年上升，在科举之前诗赋好坏成为及第与否的标准，武后之后就转变成经学了，整个家学方向也因此发生了转变，山东礼义之家注重学识和家法，奉行棍棒底下出孝子，跟关中的父母跟宝贝儿一样哄着护着可不一样，家庭教育是子女伦理和道德的基础，中原女人三观之不正在那些道学先生眼里简直不忍直视，高宗李治下令五姓女婚娶必须下诏之后，他们干脆以“禁婚家”自称了，想娶五姓女男方门第、人物、文章一样都不能少，这些家族娶外姓女子也有，都是高门女子，小户女子很难嫁进去，士族文化就是家风、礼法、经史，其中家风尤其重要，吴兴姚氏为江东四大家族之一，姚崇就是他们家的，山东士族就与之通婚，通过这层关系山东士族家族入仕人数、政治地位和影响力都比前代有了提升，李林甫成为吏部侍郎之后达官贵人争相请托，其中宁王就给了他一份十人名单，李林甫将九个人选任，其中一个人当众宣布他有作风不正的嫌疑，这位兄弟就是山东的，当不了官他还可以回去继续修书，至少生计不用担心，不似那些武人，回了内地就基本上很难找到差事了。<br /><br />    武将在任期间要存钱，辛云京家也存了一笔财产，他们也试图通过联姻的方式和关中士族搭上关系，不过辛云京实在和那位久居太平的姚家娘子处不到一起去，在中原人心里，大唐和吐蕃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处于休战状态，应该没有什么战事。大战是没有，小战却不断，一口气裁军二十万让西北人成了东北人眼中的傻逼，东北人在安东都护府一点都不消停，三天两头就利用辎重把突厥人从草原深处引出来打仗，如果没有战争安西的下场也会跟安东一样，中央重文轻武，将士在外有功不得封赏，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打仗是要死人的，就算勉强保住性命也有可能会落下伤残，大后方的人在歌舞升平高歌盛世的时候前方的人却在苦熬日子，然而六年一满回了家什么都物是人非了，父母死了，自己家的地因为荒了三年被官府当成职田侵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