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熟的人希望为了自己的事业英勇赴死，而成熟的人却可以为了他人的事业卑微地活着。
从这个角度而言，女子比男子更加成熟，长乐宫里的两个女人，吕雉和窦漪房都是接替了男人们的事业，并将之贯彻执行的人，还有大秦的宣太后，正是因为她们在中国的两次大变革才没有停止而中途夭折。
比植物更加无声的是水的力量，她们教养出来的皇位继承人都很不错，遗憾的是为人父母是不需要考试的，有很多不合格的家长生出了许多品格低劣的孩子，这些人充斥了整个社会，渐渐地整个民风就变得乌烟瘴气了。
犬儒学派在古希腊被称为自由学派，提倡绝对的个人精神自由，轻视一切社会虚套、习俗和文化规范，过着禁欲的简陋生活，因此被人讥笑为穷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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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成人用现金名利堆砌的安乐窝里当宠物当然舒服了，可是当自由的流浪狗就免不了风吹日晒，然而流浪狗却能很轻易地适应野外生活，不需要跟宠物狗一样需要野化过程。
孩子没有能力选择父母，因父母而给孩子造成的悲剧不胜枚数，尤其是女娃，她们被严格要求活在一个定制化的漂亮人生里面，等到了十二三岁就被包裹起来，送到了另一个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环境，连对方的具体情况都没了解清楚，就贸然将女儿送到了大宅门里面，对这些父母来说女儿有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就是在享福了，以后出去聊天他们可以自豪地说他们“高攀”上了某户人家，那种“高攀”的感觉让他洋洋得意，而“低嫁”的女孩如果过得不好一起聊天的女人们就会将集体将自己的女儿择偶目标转向高层，低嫁的女人之所以过得不好要么是有个不懂事的娘，觉得那个贵女是“倒贴”自己儿子的，要不然就是有一群打秋风的亲戚，三天两头就来借钱、借粮，托关系找工作，男方求偶的心可以理解，不过在将女方接到自己家里之前要关注自己的家风，一颗老鼠屎毁一锅汤，矮子里面的高个也是少数，为了照顾他们而卑躬屈膝会连带着自己在女人的面前矮一头，一个领袖要学会驭民，从自己家里那群败家亲戚开始，不然别说治国，齐家都做不到，一辈子不会有高于自己阶级的女人看上。
女人喜欢一切和情趣有关的东西，虽然华而不实却充满诱惑，跟她们聊哲学没用，尤其是二十来岁思想未成熟的女性，可是她们喜欢成熟的男人，她们对成熟的定义是安全感和舒适感，那种年轻张扬，喜欢不停说话的人非但不会引起她们的注意，甚至还会觉得那个人夸夸其谈，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举止优雅、风度翩翩，富有能养出那种看到贵重的东西处变不惊的能力，没见识的乡下人才看到金玉装饰的马车就啧啧称奇。
你是个乡下来的绅士，那种过于华贵的马车不适合在乡村泥泞的路上飞驰，而且还很容易招贼，这么一想你就对那辆花哨的马车不感兴趣了，控制住了自己的转头可以问那辆豪车的主人，你知道“希腊之败”是什么吗
他要是回答罗伯奔尼撒战争你就可以尽情地嘲笑他，要是更惨点，连罗伯奔尼撒战争都不知道，这个人你就可以可怜他了，雅典公民实行的是全面发展，而他们的对手斯巴达人则从小就接受军事化管理和训练，希腊人由此总结出了一个教训，民主制度永远都应该保持警惕。
和东方的法家不同，西方的法治文明是起源于苏格拉底之死:也许法律会一时枉正错直，但在世俗之城里只有一个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只有在每个苏格拉底都服从法律的基础上，雅典人民才有法治的保障。
苏格拉底是无神论者，在众神时代非常稀有，作为雅典公民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以渎神、引进新神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当时他的学生们想办法将他给救了出来，并劝他逃走，判处他死刑是不正义的，然而苏格拉底却选择走向了刑场，视死如归，他的理由是“我是被国家判决有罪的，如果我套走了，法律得不到遵守，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效力和权威。”然后苏格拉底就回到了监狱里喝下了毒堇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换成中国的官，早就跑到国外去了，擅长雄辩的希腊哲学家输给了非正义的法律宣判，这就是希腊之败。法律只有被遵守才有权威，只有法律树立了权威国家才有秩序与社会正义，中国人则是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钻一切法律的漏洞，并且擅长狡辩，明明是自己喝醉了撞死了人，他偏偏说是马失控造成的意外，一条人命用钱去赎刑，没人追责那个富有的人喝醉酒的过失，因此就造成了老子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观。
中国文明在退化，并且这种退化是不可阻挡的，因为有太多喜欢走捷径的人了，武则天是靠自己睡上去的，她也算是走了捷径，只是比后面的韩国夫人和杨玉环好点，一个无助的少女面临可能被当作送给突厥人的交易品时她没得选择，其他人则是明明可以有更体面的方法获得权力却偏偏选择了腐化堕落的方式，哦，女权，多么完美的为自利本性遮羞的纱巾，男人又不是傻瓜，他们怎么看不出来，一个剥离了道德和民生底线的市场经济简直是笑话，就好比那个将占男人便宜说成是男女平等的女人一样，共赢是实现市场经济的目标，是为了达到资源最优配置，从而达到社会的最大利益，平民没有从购买房产中只获得了居住权，你为什么要住在这个到处都是烂人的城市你明明有更好的选择让自己过得更加幸福，你要做的是防止自己的幸福建立起来后被肮脏下流的人夺走，得到一群烂人的认可你觉得你成就了什么
依法治国最起码要王子与庶民同罪，犬儒派的创始人安提斯泰尼曾经追随苏格拉底学习，亲眼目睹了苏格拉底的死亡，他曾经是个贵族，即使在苏格拉底死后仍然没有离开苏格拉底贵族弟子们的朋友圈，后来当他不再年轻的时候，他鄙弃了所有他以前重视的东西，除了纯朴和善良外他不愿意要任何东西。
他结交工人并且和工人穿得一样，他进行露天演讲，所用的方式是即便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能理解的，一切精致的哲学都毫无价值，凡事一个人所能知道的普通人也能知道，他信仰返于自然，并把这种信仰贯彻得非常彻底，主张不要政府、不要私有财产、不要婚姻、不要确定的宗教，愤世嫉俗又行为乖张，被世人讥笑。
但是犬儒的这种作风到东方却是行得通的，因为中国的百姓喜欢清廉的官，并且在商鞅变法期间的普法官员都是要面对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他们不需要知道太多，说多了也理解不了，还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哦，法家愚民，是反智的，你能跟苏格拉底一样明知道自己是冤枉的，只是因为法律的判决而慷慨赴死么那个人又说了自己是冤枉的为什么要死这就是为啥法家和道家要反智的原因了，一个人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沉睡，一种是站起来改变命运，有智慧的人几乎选择了难走的后者，乌合之众站立不足为惧，但如果有贤者在其中引领，乌合之众的力量就会成倍增加，称为农民起义。
老子不喜欢折腾，法家要维护秩序，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会一点似是而非的道家、佛教理论就搞出来黄巾